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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單身農民工住房面積僅為9.8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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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紅利日漸耗盡所表現出的農民工緊缺和工資快速上漲,讓東部企業,尤其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叫苦不迭。矛盾的是,與"民工荒"同時共存的是--統計數據所顯示的中國農村仍然存在數以億計的剩餘勞動力。
這種共存被稱為中國經濟之謎。這些人是誰?他們在哪裡?正在做什麼?
長期關註農民工問題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章錚接受采訪時表示,經他測算,鄉村剩餘勞動力數量大約還有1.3億人。但勞動力生產率最高的30歲以下農民工2010年供給已近枯竭,2011年起供不應求。
35歲是絕大多數企業招工年齡的上限,15年前,男50歲、女40歲構成的"4050"人員是下崗的主體,而如今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的15到59歲勞動年齡人口絕對值的減少,尤其是新增青年勞動力的大幅下降,政府和企業不得不認真考慮如何把這些中年農民從農業中釋放出來,來補充城市勞動力供需的缺口。
中年農民工進城
在京打工的四川人王萍(化名)近來有些鬱悶--老傢租種她土地的村民通知要將一畝地"租金"從往年的400斤稻谷,降為200元錢,折價超過瞭50%。
在這個問題上,王萍覺得自己沒有議價權。她知道,留在村裡種地的人越來越少瞭,如果不同意的話就隻能撂荒。
王萍公公婆婆的地已經撂荒瞭,但她舍不得,一方面因為領著國傢的種糧補貼,另一方面也怕過幾年返鄉之後土地就沒法再種瞭。
王萍對本報記者說,最近這幾年,周圍越來越多像她這樣三四十歲的中年婦女出來打工,而在以前,年輕人出去得比較多,中年人大多還留在農村務農。
雖然丈夫2000年就到瞭北京,但因為要照顧孩子,王萍真正出來已經到瞭2008年,那時她已經42歲瞭。第二個女兒已是四年級小過嶺重劃區信貸借款台北貸款全省皆可處理學生,可以托給傢裡的親戚朋友照料。"現在村裡留下來大部分都是老年人,還有一些傢裡有拖累出不去的,不僅年輕人少,像我這個年紀的人也不多瞭。"王萍說。
工資上漲和崗位需求是拉動中年農民工進城的兩大必要條件。以2004年中國邁過劉易斯拐點為標志,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向優先剩餘,"民工荒"在東部地區愈演愈烈,低端勞動力工資也快速上漲,同時滿足瞭上述條件。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執筆的一份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發展研究的報告》指出,部分農村勞動力留在農村,一方面是由於在低計件工資或高產量定額下,年齡較大、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所得工資較低,所以他們寧可滯留在鄉村。
另一個原因是,這幾十年來,扣除通脹因素的農民工工資上漲幅度非常有限,而城市生活成本卻在迅速提高,加上稅費改革之後農民在農村的收入也在增加,使得部分農民工願意返回農村。
曾湘泉表示,從最近這幾年的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來看,24歲以下勞動人口數量的變化確實讓整個勞動力市場供給較為緊張,農民工工資也得以快速提升,同時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放寬勞動年齡的限制,一部分中年農民工能夠獲得工作崗位。
章錚表示,由於存在勞動生產率年齡的差異,以青年為代表的高生產率勞動力短缺之後,帶動瞭農民工實際工資的上漲。對於企業來說,最想招的是青年工人並願意支付更高的工資,但實際上這部分人已經是供不應求。
"企業雖然不得不放寬招工年齡,但為其支付的工資要低於年青工人,即使如此,也遠高於農業部門的收入,對於年齡稍大的農民工來說是有吸引力的。"章錚說。
招工難同樣改變著企業主的心態,他們願意為長期留住工人付出代價。王萍說,她有一對朋友在廣州工廠打工,已經幹瞭十幾年。作為流水線的工人,以前超過40歲就要考慮返鄉瞭,但現在老板絲毫沒有讓他們夫妻走的意思,每個月工資也能到3000元。
進城成本誰付?
章錚以2010年勞動力數據非年齡組為基礎做出測算,從2010年起鄉村就不可能更多地提供15歲~30歲青年勞動力,31歲~40歲年齡組仍然存在可以成為農民工或外出農民工的鄉村剩餘勞動力。
按照異地非農產業轉移率計算,鄉村從業人員可供給的枯竭歲數為34.6歲。
2010年全國戶籍口徑的鄉村從業人員數量為5.5137億人。從中減去全國2.4223億農民工,再減去大約1.8億的農業勞動力,則鄉村剩餘勞動力數量大約還有1.3億人。
中年農民工進城所需的成本與青年不同,尤其是居傢遷徙的情況。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2010年一份報告認為,務工地與傢庭生活地點的空間分離使外出農民工難以兼顧傢庭內部的勞動分工,難以承擔種植承包土地、贍養老人和撫育子女等傢庭職能。
"如果外出農民工供給進一步增加,很多農戶都將面臨沒有勞動力留守的情形。對由此造成的傢庭效用損失,工業部門必須土信貸屏東內埔土信貸以更高的工資作為補償。"報告稱。
以住房為例,由於長期的供大於求,企業習慣於對勞動力"用而不養",企業為其提供的工資並不涵蓋住房成本,有些企業會提供員工宿舍,但若是居傢遷移,其住房成本就會大幅上升。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市規劃與住房研究所2009年曾對深圳的進城務工人員做過調查研究,調研顯示,平均每個單身的農民工住房面積為9.8平方米,當年全國人均的住房面積為22平方米。若是夫妻孩子全部進城,就必須有夫妻房,住房成本至少要增加一倍。
"如果企業還是支付原來那種被壓低的工資水平,農民工的傢屬不會選擇出來,實際上這些傢屬是城市非常需要的勞動力。"章錚說。
中國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由於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農民工在城市不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務,就不可能把傢庭帶到城市中。在2億多農民工中,隻有3000萬真正是居傢外遷的。
蔡昉認為,當務之急是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向農民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戶籍制度的改革不僅可以提高勞動參與率,還可以構建更為穩固的農業生產方式,農民工在城市穩定之後,更加有利於農村土地的集中和規模經營,會有年輕人願意全傢留在農村,使農村的人口結構更加均衡。
"漲工資"的方案更加傾向於由企業來支付成本,改革戶籍制度則傾向於由政府支付成本。
蔡昉的理由是工資上漲過快會導致企業的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過快,有些企業在這種調整中可能會倒閉,這種狀況可持續性比較差。而戶籍制度改革來拉動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和漲工資的效果是一樣,而且這個轉移的過程還能帶來資源配置和效率提高。
章錚認為工資上漲是更加有效的,他以東莞的數據算過一筆賬,一傢三口從夫妻二人結婚到55歲,其中包括孩子成傢之前給傢裡的收入,不折現計算總共是106萬元,而按照每人10萬元的公共服務平均價格來測算,公共服務價值隻占到他們全部收入的20%。就業的水平對於農民工來說,顯得更為關鍵。
新聞來源http://cs.house.sina.com.cn/news/2013-05-13/090031467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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